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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乡贤文化

日期:2018-11-08信息来源: 作者: 文字 【点击数: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乡愁”,不只是山水,更是风物与精神。日前,杨浦区少年宫民俗文化大讲堂邀请了嘉定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陶继明,为近百组家庭讲述“上海的乡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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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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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继明

嘉定地方史专家,嘉定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古典文学学会会员、上海历史学会会员。编著有《疁城漫笔》《海上绝技——嘉定竹刻艺术》《嘉定碑刻集》《嘉定李流芳全集》等。

 

乡贤及其制度的产生  

说起乡贤,首先要厘清“乡”的概念,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义,乡是“国离邑民所封乡也,啬夫别治封圻之内六乡六卿治之”,即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在这里“乡”也有一方水土的意思。

今天的上海市区域,其实是古代的松江府加上隶属于苏州府或太仓州治下的嘉定县、宝山县,上海地区乡贤,就出在这些地方。

乡贤是古代农耕文明时期的产物,乡贤是指已故有德有才的人。“乡”,表示一个区域;“贤”,表示贤明,即有德行成就,就是对地方有重大贡献有垂范意义的社会贤达。人们有时也称乡贤为“乡型”,“型”,即模型,也是乡里的榜样的意思。

中国乡贤制度和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乡贤是由古代先贤祭祀演变而来的。汉武帝建元期间,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针,确立起霸王道杂之的制度和思想格局。于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于中国何其重要,在国,有太庙祭祀皇室先祖。在学,有孔庙祭祀历代先贤大儒。

“乡贤”的称谓,最早出现于东汉三国时期,时孔融为北海相,以贤士甄士然祀于社,乡贤之祀,也始于斯。从开始时将地方乡贤“命配于县社”,到隋唐时期“营立祠宇”。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诏天下学校各建先贤祠,左祀贤牧守令,右祀乡贤”。直至明洪武二十三年,苏州府学率先将孔庙内的先贤祠一分为二,改成乡贤和名宦两个祠堂,前者祭祀出生于苏州的乡贤,后者祭祀曾在苏州任职的官员,开风气之先。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官方给乡贤作出了定义:“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至弘治中,政府再次发布诏令:“令天下郡邑各建名宦乡贤祠以为世劝。”进入乡贤祠,俎豆千秋,光耀乡里,不仅是一个人一生的定论,更象征着一个家族在地方上的威望,关系着子孙后世家业的绵延。

乡贤的定位与作用  

各地所祭祀的乡贤都是本地人,乡贤祠也类似于今天的地方名人纪念馆。由于地缘上的亲近,乡间的熟络,使乡贤更具榜样作用,其言其行,变得触手可及,让人倍感亲切,更容易激励人们去效法,见贤思齐,形成“居于斯者皆有志于乡贤”的氛围。

乡贤前身是乡绅,乡绅阶层是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权的社会集团,居于维系封建社会文明的中心位置,他们以社会文化权威而不是以法定权力资格参与传统时代政权的运作,乡绅阶层便集教化、治安、司法、田赋、税收、礼仪诸功能于一身,成为地方权力的实际代表。

乡绅以其个人卓越的品行,对社会事务的担当,弥补了诸多社会治理领域的不足。乡贤既是政府的建言者,甚至批评者;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维系者,在社会发生动乱时,他们保境守土,协助政府稳定社会,安抚人心;在当地发生灾荒时,要动员社会力量开粥厂,赈灾民。

乡绅并不像官员那样拥有钦命的权力,却拥有基层社会赋予的“天然”权威。在传统时代的社会结构中,在官、绅、民三种社会力量中,乡绅阶层是官与民之间发生联系的良好的中介。地方上有名望的乡绅在很大程度上是制约官权在乡土社会行使的力量;知县到任后首先要去拜访乡绅,以便与他们建立融洽的关系,获得他们的认可和支持。官府在征收赋税或执行其它公务时,也必须征得他们同意才能付诸实施。而当官府权力与乡土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就会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和资源以各种方式施加压力,以保障乡土社会利益。

乡贤入选与纪念  

乡贤祠所祭祀的乡贤必需具备一定资格,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乡贤?根据官方颁布的“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的定义来理解,乡贤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此人要“生于其地”,这是籍贯的界定;二是此人要“德业、学行著于世”,则是“贤”的标准。在明代,“贤”被进一步强调为“儒家之贤”,也就是说,所祀乡贤不管是以德业还是学行著闻都必须以“崇儒学”为信仰。

具体细化,乡贤大致可以分以下几类:对国家和地方有重大贡献者;危难时刻,为国殉节之士;在教化与著述上有重大成就者;孝义善良,助人为乐者等等。他们全部都是知识分子,大多数有功名,全部都是已故人士。

入选乡贤的方法与途径是:由地方人士公举,再经官方审核批准,然后再入祀乡贤祠。到了近代,民国北京政府仍以官方名义,树立了一批乡贤,民国南京政府曾令各省进行历代乡贤的调查、评选活动,在抗战爆发前,先后有12个省评出乡贤共453位,如1935年,江苏省评选“有益于国家的,有功于民族的,可为人伦表率的”的乡贤30名,嘉定钱大昕为其中一名。

此外,还开展了各省乡贤传记的编纂工作。各省所编著的乡贤传记,曾被列入小学教育体系,以期传播乡贤事迹。

乡贤文化属于地域文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特色,纪念和传承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上海地区对历代先贤的记载,主要见之于碑刻、地方志书、文人学者的著作等。

乡贤的祭祀主要集中依附于官学。松江府学(前身为华亭县学),宋绍熙《云间志》载,“天禧间,有夫子庙而已”,究竟何时所建已不可考,松江最初为名宦、乡贤立祠,是以人物为名的,最早进入华亭县学内的,是“参政钱公之祠”,绍熙元年(1190)由华亭县令杨潜所建,祀华亭人钱良臣(字友魏,绍兴进士,淳熙年间为参知政事);其后是建于南宋庆元末(1200)的“二俊堂”,祀晋代华亭人陆机、陆云;元朝元贞二年(1296),教授马允中重建二俊堂于藏书阁之西庑,以唐代陆贽配享,时称为“三贤祠”;明正统七年(1442),迁三贤祠于松江府学内,又增祀陆康、陆绩等人:清嘉庆年间,乡贤祠规模更大,入祀乡贤更多,达111名。嘉定乡贤祠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1),位于孔庙大成门东侧,至今保存完好,旧时,祠内供奉着历代嘉定乡贤,至嘉庆年间,入祀乡贤共计50名。上海县学,建于元贞元年(1295),康熙十年(1671)建乡贤祠,入祀乡贤54名。崇明县学建于元泰定四年(1327),明万历建乡贤祠,至清乾隆年间入祀乡贤12名。青浦县学,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建,万历年间建乡贤祠,至光绪年间入祀乡贤36名。南汇县学建于雍正五年(1727),乡贤祠入祀乡贤20名。宝山县学,乾隆十二年(1747),乡贤祠入祀乡贤17名。

宋元以后,地方对乡贤的祭祀,还有纪念性的专祠,如“三俊祠”(祭祀陆机、陆云、陆贽)、“三忠祠”(祭祀侯震暘、侯峒曾、侯岐曾)、“二黄先生祠”(祭祀黄淳耀、黄渊耀)等。还有专题性的祠宇,如为纪念对嘉定折漕为银的赋税改革作出重要贡献的专题性祠宇“折漕保功祠”,祭祀有功之士155名。

每年的春秋两季,由地方官主持祭祀乡贤仪式,以示对乡贤的崇敬,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民国。

上海乡贤的类型

根据史料统计,古代上海地区的乡贤,共有200余名。从已入祀的乡贤看,加以归纳,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坚守气节,在国家、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如孙元化、钱世祯、侯峒曾、黄淳耀、陈子龙、夏完淳等人。

为稳定社会秩序、积德行善、修桥铺路、发展地方经济的杰出贡献的,如陆机、任仁发、徐阶、徐学谟等人。

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对文化建设事业有重大贡献者,如陆云、陆深、徐光启、陈继儒、钱大昕、王鸣盛等人。

这些乡贤的嘉言懿行是上海精神和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与乡贤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上海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上海乡贤的贡献。乡贤的言行不仅影响了一地的学风,也影响了一地的民风。

激活乡贤文化  

2015年和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两次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

乡贤文化的精神底蕴不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有重要意义,而且就社会价值而言,也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农村精英大量涌向城市,乡村治理主体和手段呈现多元化的背景下,破解农村困局,最好的办法是利用“新乡贤”这一资源,“新乡贤”多有成就,又都怀有浓浓乡情,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以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传统乡村文化大有裨益,在反哺乡村、助推乡村治理,参与美丽乡村建设中,大有可为。

2015年9月30日,《人民日报》也刊出了《重视现代乡贤》和《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两篇文章,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上,阐述基层“乡贤治理”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充分重视与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活化乡贤精神。

中共嘉定区委、区政府部门就在2015年通过有关媒体,发布《关于评选“我心目中的嘉定历代乡贤”的公告》,征询和公示乡贤的事迹,评出了历史上的乡贤20名;还由各村镇和群众举荐选出了“当代十佳乡贤”,他们都是退休公务员、教师、成功企业家等。这30名乡贤的事迹都陈列于嘉定孔庙的原名宦祠内。2015年,崇明举办“乡贤文化的当代价值”的论坛,激活乡贤精神。

当前,我们正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乡贤文化”犹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新乡贤”成为干部和知识分子追求和努力的方向。贞下起元,斯文复振,那一天,也就是“在朝美政,在乡美俗”的真正回归。

来源:《嘉定报》顾佳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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