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上海嘉定科技博览会上，嘉定产的机器人正和观众下棋。资料照片

科研成果转化难是老问题。科研人员埋头实验室，不知道科技成果怎么和市场对接；企业在实际生产中遇到问题，讲出来的都是现象，专家们往往觉得和自己研究的领域没有关系。但经过一种特别的“翻译”，会发现企业的问题可以通过实验室的某项技术解决，这就是高水平的技术“翻译”。

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到产业发展中，是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里”。在1958年就被命名为“上海科技卫星城”的嘉定，自10年前启动“凤还巢”计划，如今已大手笔地请来十多家国家级研究院所与研发中心。在“引凤还巢”的背后，种种努力自不待言，而“凤还巢”之后呢？

多个科研“国家队”，本就涵盖了不同的领域和学科，成果转化的集聚效应呼之欲出。嘉定区委书记马春雷强调，要引导和促进区域内的企业与驻区高校院所联合开展项目研发、技术攻关等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我们在敲门，里面在推，门就破了。”嘉定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陈蕴珠介绍，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嘉定区政府帮助搭建科技中介服务平台，让科研院所的成果和企业更好对接，更了解市场需求，便于科研成果最终走向市场。

第一次意识到专利和市场可以如此对接

黄耀伟是中国科学院3年级的研究生，在刚刚过去的7月，他和来自中科院不同院所的共30名研究生，结束了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嘉定产业基地”（下称“嘉定产业基地”）为期4个月的技术创业教育与实践课程。

让黄耀伟印象深刻的是，课程中经常与企业家做面对面的访谈，让原本一头扎在实验室的研究生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实验室捣鼓的专利和市场需求（痛点）可以如此对接。

“很多同学在实验室内都有专利技术，但大家只知道这个技术能在基础科研上解决什么问题，而这里老师则强调分析市场上的问题，再看技术是不是能解决，让我们去建立对于某项技术的上下游的认识。”在黄耀伟看来，来自各个专业的同学们习惯于在某个领域“深挖”，却罕有横向比较的意识，也没有跨行业的思维，比如他自己是生物信息学专业的，却很难想到基因检测可以与美容、运动相结合。

“整个培训过程有点拨的作用，也是一个不断梳理的过程。”黄耀伟说，首期参与的同学们大多酝酿了各自的创业想法，在讨论中找问题——

一个同学的项目是“纳米气泡”家用淋雨喷头，用他们实验室的专利产生的纳米气泡，可以提高水对皮肤的清洁度。技术和效用的结合点找到了，但分析下来，市场需求没那么大；

一个项目是基于同学自己买个别药品非常麻烦的实际体验出发，提出了代购思路，涉及利用别人出行线路“数据”节省个体时间成本，但由于国家对药品有严格的管理，项目不可行；

一个做科普教育的项目，试图把中科院各院所在研究的项目做出轻松简化版，提供给学生当兴趣课程。老师对项目本身是看好的，但觉得并不适合学生团队来做，一是因为项目要与中科院的各院所逐个谈合作，二来制作成本也很高，暂时看不到盈利模式……

在一次次的项目分析中，同学们建立起“科技如何与市场发生对接”的思维。最终有3个项目进入到最终路演。其一是防晒霜添加剂的项目，一名应用物理研究所的研二学生，建议将石墨烯材料放入防晒霜做添加剂。这种物理防晒非常安全，通过全波段紫外线屏蔽的原理，可做到防晒12小时，对目前市场上主要产品的防晒时间是个提升，而且成本很低。

黄耀伟的项目是精准医（疗）美（容）项目，主要是基于皮肤基因检测，做一对一的化妆品推荐。这样的理念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均在尝试，“但由于前期研发投入比较大，数据库构建的工作量比较大，基础探索需要时间，所以暂缓”。

在黄耀伟看来，在一个个实打实的项目中，去了解市场的需求，给了同学们很多启发。“参加的同学本身都有创业想法，通过这个平台，不但接受了授课，也理解到资源对于创业的重要性。而且嘉定有很多扶持政策，像中科院的学生毕业后去众创空间，在租房、买房等方面有优惠政策，与投资公司也有对接，比一般社会创业有更多的便利性。”

4个月，30名学员，拿出了10余个创业项目，最终实际运行项目将入住众创空间。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嘉定的众创空间也有特色，因为掌握核心科技，这里的项目充分体现出特色化、专业化、差异化。

科研机构与企业，台上台下互动激发

黄耀伟参加的创业课程，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下称“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和嘉定区科委专题开设的。用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唐铮的话说，课程的目的并不是让他们都去创业，而是让他们知道，一旦有机会和市场做对接，应该有怎样的对接意识。

“科研人员与市场的接口有问题：科研人员对做转化的关注点放在哪里不清楚；市场对科研人员的‘术语’不理解。”唐铮直言，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最近做了两个项目，谈不上有什么进展，但对于做技术成果转移转化而言，没有失败，每一次都是积累。“在一次次的尝试中，会梳理出普遍存在的转化难问题。”

比如，科研成果做市场有其特殊性，研究所的经费是纵向经费，结题验收都是以论文、获得专利为结束，而再往下走，又需要投入。“不管在实验室做模型还是小试，这个环节在天使轮之前，如果让社会来投，会觉得风险太大不愿投入，那就需要科研院所的一些自有资金来解决，但科研院所的费用是确定的，专款专用，所以需要有一个可以主导的基金专门来投这一段。”

今年，嘉定区区政府与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签订协议，共建嘉定产业基地，支持周边的技术产业化项目优先在该产业基地实施转化。为了帮助转化，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和相关街镇及第三方投资机构落实人员，形成工作团队，发挥各自优势。

在嘉定产业基地，路演做了好多场，双方互动激发。研究所的人在台上讲，画风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现成的东西，要开拓市场……企业在下面听，提问和建议中，往往会有诉求。比如说一款产品设计体积很大，功能上是不是可以做集成？有了明确的意见和建议，科研人员回到研究所再设计。“互动的作用就是帮研究人员走向市场加一把助力。”唐铮说。

有时，是企业的人在上面讲，科研人员听，“这本该是一个找结合点的过程，但企业讲的是工作中生产线上遇到的直接问题，比较现象化，专家们往往无感，觉得这种现象和自己研究的领域没有关系。”但经过专人“翻译”，会发现企业的问题确实可以通过实验室的某项技术解决，这就需要有人将企业问题“翻译”成科研人员的知识点。

“所以说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难啊。”唐铮感叹，最需要解决的是把技术专业性和市场需求做结合，所以“翻译”很重要。

“实验室文化”需要改变

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总工程师蒋君祥是中科院入选者，还曾在浙江慈溪担任过分管科技的副市长，对科研技术和市场有全面了解的他，是一名好“翻译”——“把院所的项目给投资人，投资人说看不懂，因为院所只强调技术达到了什么水平，这时‘翻译’需要把亮点抓出来；企业把问题讲完，诉求找谁满足完全不清楚。“蒋总工的作用就是分析，找出关键点，判断出属于哪个领域，由哪个研究所对接。”唐铮说。

科研队伍是很细分的，比如企业有一款产品，要改变口感、韧性，去除一些斑点，到了科研人员这里，究竟是什么问题？不知道。蒋君祥研究下来，发现是蛋白拉丝的问题。所以，去理解企业出了什么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也曾有人开玩笑，人才用来“解读项目需求”是否浪费？但唐铮表示，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真的不好做，确实需要更多的全能科研人员，愿意做“翻译”。

蒋君祥最大的感触是科研人员和企业的对接存在专业术语上的不对称，“同一件事情的描述不一样”。比如路演中有研究人员用尖端技术做了测试环境的产品，但市场接受度不理想，光外观设计就待商榷。科研人员却没有那根“弦”，觉得我的技术很厉害，但市场的逻辑是什么？它能够接受的未必是顶尖的，而是包括设计理念在内的综合体。

其次，科研人员有习惯思维，什么事情都想自己做，连设备设计也恨不得自己来，这是“实验室文化”，因为很多人是在没有现成设备的情况下先搭起了设备做自己的事。“但这里就有一个误区：如果从设备到工艺都是新的，各个环节的风险点太多。单个技术的创新要和原有技术集成起来，成功几率才更大。”蒋君祥说，科研人员愿意自己做，可以，但“包打天下”的思想要改。

蒋君祥曾经调研过一家企业，做的是核磁共振的关键部件磁体，在全国有60%至70%的市场份额，整个公司却没有一位销售人员。老板高中毕业，早年是做模具出身，后来因为行业竞争变大没有利润才换了方向。他的核心点是把中科院的磁场设计技术和超导制冷技术在企业里进行了集成。“这两项技术，单个而言都很先进，但分属中科院不同的研究所，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集成，就成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企业才是成果转化的主体。”蒋君祥坦言，这个案例非常好，但这样的案例现在并不多，为什么？主要是技术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没有建立平台。

集体回迁的舍与得

“这么多国家级科研院所，在一起就有了集聚效应。企业一看这里有这么多研究所，他们也集聚，他们的需求会推动院所的转移转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双轮驱动。”陈蕴珠说。

科研成果走向市场包含两个方面。陈蕴珠介绍：“一是支持院所的基础研究，大力促成产学研用的协同。这在回归的时候，产业化的空间布局就有考虑。二是关注需求侧，企业了解市场需求，他们缺什么，找相关的技术，这是需求侧。我们要做的，是如何让‘找到’变得更容易。”

除了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各院所也在搭建平台。上海光机所就在嘉定区政府的支持下，联合产业力量，建设了“中科神光产业园”。目前，在该产业园中，不但实现了满足国家重大专项需求、世界领先的激光核心材料的产业化，而且孵化培育出激光电源公司、飞博激光公司等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今年，嘉定区政府与上海光机所签订协议，共建“上海先进激光应用科创中心”，主要依托光机所的人，面向市场做孵化。“光机所把自己的技术成果在中心展示，企业可以买它的东西，也可以把自己的难题给它，让它帮助做科研攻关。”陈蕴珠说。

马春雷把嘉定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定义为一个闭环，即要打造“专项规划引导—院所创新突破—企业转化应用—特色园区承载—产业基金支撑—创新人才驱动—政府精准服务”的科技成果转化“自循环”。在陈蕴珠看来，这既是创新成果转化要素，也是日常工作思路。

未来的理想状态，是一个企业有了点子后，不用买任何设备，就可以直接找到专家一起试验，或者科研院所也可形成“工艺包”，直接落地。

为“引凤还巢”，嘉定区给了大量政策支持。在刚刚完成搬迁试运转了一个月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二研究所（下称“三十二所”），党委书记王文原说，嘉定区科委与院所之间有不定期沟通交流，了解回迁过程中的情况、难点，协调解决各种问题。三十二所的员工杨三岭，2010年研究生毕业，因为符合条件，在2013年就享受嘉定区优秀人才住房优惠政策，购买了区内指定房源的住房，在她的同学中较早地实现了安居。事实上，针对优秀科研人才，在户籍办理等方面都有优待。

当然，人才投入只是“小头”。为实施“回归计划”，嘉定拨给这些国家级科研院所的用地，大多是集中在轨交11号线城北站附近的“宝地”，如今的市价为1500万元至2000万元一亩，但按“科研用地划拨”，一般只收40万元至50万元一亩。嘉定总共拿出了1000多亩“宝地”，单计算动迁成本，就要亏掉2亿多元，更无法计算如果将这些地用于房地产和商业开发，将有怎样的“差价”。但嘉定区觉得，这样的“代价”值得付，虽然经济回报未必能在短期看到，但这事关未来。

一组数据体现出嘉定技术转移转化成效：截至2015年底，科研院所在嘉定落地的科技型企业已达170余家，实现年产值超过30亿元；今年截至7月底，仅仅半年多时间，嘉定产业基地引进70余家企业落地，新增注册资金约7.2亿元。

“尝到甜头，看到希望。”陈蕴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