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

秋霞圃一角　李琦　摄

之后我就注意到，秋霞圃的故事中最不寻常的，是在它作为私家园林的两百多年间（１５０２—１７２６），其园主居然在龚氏和汪氏两家之间两度变换。据２００８年版《秋霞圃志（重修本）》（下同）记载：

龚氏园系明代工部尚书龚弘第宅之后园，即秋霞圃前身，始建于明正德嘉靖年间（作者按：一说始建于１５０２年，明弘治十五年，龚弘辞官返乡之时），时园内景物不见著录。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龚弘曾孙龚敏卿（又名敏行）为家奴所害（一说死于盗事），家道中落，遂售宅园于徽商汪姓。万历元年（１５７３），敏卿子锡爵赴乡试乏资，向汪添价，汪答，价不可添，秀才若中举，宅园可无偿退还。是年锡爵中举，汪果然践诺。万历崇祯年间，锡爵子方中常邀“嘉定四先生”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程嘉燧和客居嘉定的名士宋珏、马元调在龚氏园会文唱和。时园内有丛桂轩、浴德堂诸胜。清初，清兵三屠嘉定，龚氏后裔龚用圆、龚用广等１０余人与侯峒曾、黄淳耀一起守城，英勇殉节。龚氏因此再次衰败，其残存的宅园复归汪姓。

短短一节文字，概述了龚氏宅园先后两次易主汪姓徽商的故事。在这个可歌可泣的故事背后，实际有多达１２名龚氏族人殉节，龚用广的儿子龚元昉在殉难前还留下一首《石冈别》，文中有“双眼泪尽继以血，垂向江边哭父烈”。下自注：“母与弟妹避地石冈，七月二十七日兵猝至，同殉于此。”

其一，关于龚氏宅园何时售于汪姓徽商，据查最早记载此事的嘉庆《嘉定县志》卷八“第宅园亭”里，只说龚锡爵成年后，从收养他的舅舅沈兆家返乡时，“其城隍庙西故宅已售一徽商”，并未说明售出时间和经手人。此后史志传记中的相关说法，则是时隔越久情节越丰，益显“演绎”特征。据此可知，所谓汪姓徽商在龚家遭难时“趁火打劫”压价购入龚氏宅园的推测未经实锤。

其二，龚锡爵之父龚敏卿的死因，查到最早的记载出现于明万历《嘉定县志》卷十二“隐德”中，是“死于盗”，后来演变为死于“奴变”，然后顺理成章有家仆李崧于月黑风高夜，背负幼主龚锡爵逃离“奴变”现场的情节。即使是这样，那时龚家已失户主，是谁能出售龚氏尚书园于汪姓？

其三，从清康熙《嘉定县志》、清光绪《嘉定县志》等史志所记龚锡爵做人为官的事迹看，他是一个正直、刚正、品位很高的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很难想象他会去向多年前已由自家长辈售出之宅园的买主要求“添价”。何况龚锡爵那次是“赴乡试”，明朝乡试试场通常安排在地方上，所费不多，即使“乏资”，名门后代也不至于去动那种歪脑筋。

其四，清康熙《嘉定县续志》、清光绪《嘉定县志》中，均有关于在清初第二次接手龚氏宅园的汪氏后裔汪凤来（字于梧）的小传，赞誉他乐善好施，这一描述的确也符合当年一般成功徽商的品行。从汪凤来的祖辈在龚锡爵中举后送还宅园的义举看，他也不是等闲之辈，对龚锡爵所求之事，资助在先应更合情理。

秋霞圃一角　李琦摄

水彩画《秋霞圃（局部）》　张志岐绘

嘉定地方文史研究者朱怀兴曾在他的《秋霞圃有密码，藏在清诗中》一文中提出一个疑问：桃花潭命名的依据是什么？不仅今天的桃花潭畔并无“桃红柳绿”，而且据朱怀兴考证，清诗中虽多有描写秋霞圃桃花潭的，但也都没有写到桃树。如清宋琬的《秋霞圃杂咏·桃花潭》：“碧水映朱鳞，荇藻清如鉴。渔夫扣舷时，犹疑落花片。”在此诗的描述中，“朱鳞”“荇藻”是实景，“花片”是虚景，只因划船在桃花潭中，便有“犹疑落花片”的幻觉。

倒是在清严沆诗句“桃花潭水鹤江湄，秋圃汪伦寄宅时”中，透露了桃花潭命名的密码，这一有名无实的命名，却是为引导后人联想到李白《赠汪伦》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汪于梧和汪伦，一样姓汪，同是安徽人。已预知将来的史志也不会待见汪氏园的汪于梧，当时采用的表达方式，独特、含蓄，合乎文学和园林的语言，为后世留下一段佳话，也说明了他的为人。上文也说了，后世的几部《嘉定县志》中，有汪于梧传，虽没有提及他和秋霞圃的关系，不过倒是也盛赞他的为人。

１７２６年后，汪氏秋霞圃和毗邻的沈氏园、金氏园一起归属城隍庙，作为城隍庙的后园。其间细节状况，今已无考。今天的秋霞圃，则已包含上述四园，更被誉为“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重焕青春，闻名遐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