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

这是一个发生在清康熙十四年（1675）的故事。嘉定县黄仁、黄义兄弟俩为争夺遗产，多年吵闹并诉至县衙，几次裁断未果。刚上任的嘉定县令陆稼书接手案件后，不按正常诉讼程序作审理，而是把两人叫到面前，“乃不言其产之如何分配，及谁曲谁直，但令兄弟互呼”。于是，两人呼喊兄弟，还未喊满五十声，便已热泪盈眶。因金钱财产而蒙垢纳尘的亲情，在相互呼唤中醒来，两人自愿息诉。

陆稼书为该案件写下判牍：“判得黄仁、黄义，争执祖业遗产，久讼未决。夫鹏鸟呼雏，慈鸟反哺，仁也。蜂见花而聚众，鹿见草而呼群，义也。鸣雁聚而成行，雎鸠挚而有别，礼也。蝼蚁闭塞而壅水，蜘蛛结网而罗食，智也。鸡非晨不鸣，燕非时不至，信也……夫同气同声，莫如兄弟，而乃竟以身外财产，伤骨肉之至情，其愚真不可及也。所有产业，统归长兄管理，弟则助其不及，扶其不足……从此旧怨已消，新基共创，勉之，勉之。”这与其说是一份判决书，不如说是情理交融的骈文。

比陆稼书小一辈的昆山文人龚炜，在其《巢林笔谈》中记述了陆稼书担任嘉定县令时的三个故事。其中之一提到：“陆平湖先生先为嘉定令，邑有大盗为民患，更数令不治，至是将入寇，捕者以闻。公戒吏民无动，令当自治。骑马直入盗中，盗见公皆愕。公谕之曰：‘尔等皆良民，迫于捕逐耳，今令来，欲与尔等共为善，能自新乎？各散还家，贳汝罪；否则，官军至，无遗类矣。’众皆流涕蒲伏曰：‘公真父母，死生唯命！’公回县，盗相率待罪。公曰：‘业已许汝矣。’皆泣拜去，盗遂息。”

当时，盗贼已成嘉定的社会隐患，几任县令皆无法完全解决，陆稼书却大胆前往，与盗贼当面讲道理：“你们本来都是良民，迫于官府追捕而四处奔逃。我与你们共同谋善，假如你们能改过自新，各自回家，便赦免你们的罪行。否则官兵一到，谁也逃不了。”随后，陆稼书返回县衙，盗贼深受触动，纷纷前来请罪。从此，嘉定社会治安状况大为改善。

陆稼书是“无讼”理念的信奉者。“无讼”是一种司法理念，一种儒学文化。简单说来，就是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达到息事无讼的目的。“无讼”一词，源自《论语·颜渊》：“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我审判案件跟别人没什么不同，然而我的目标在于使人们不争讼。”

无讼，在古代中国形成了重要的法律诉讼观念。儒家在大力构建无讼之境的同时，也不断宣扬为讼以害的舆论，比如“讼，终凶”“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等。在儒学中，诉讼无疑是不吉利的，应该适可而止。而崇尚无讼理念、赞扬无讼社会、追求无讼的和谐美好，必然会给人们带来厌讼、贱讼的观念，乃至讼师一类的职业，曾为时人所不喜，甚至一度难以找到生存空间。

嘉定是一个大县，却又是一个“是非之地”。由于经历了清初的“嘉定三屠”事件，民生凋敝，满目疮痍。陆稼书的前任知县赵昕，因在施粥赈灾时贪墨而离任，“疁人争拾瓦砾击之”。陆稼书上任时，是在人们质疑的目光中走进嘉定县衙的。他的作风与赵昕截然不同，简朴节俭，不讲排场：衣服由夫人自纺自织；蔬菜瓜果，是家人在空地种的；堂堂父母官，竟然“侵晨寒无衣，官庖食无肉”。但他十分体恤民情，努力以德教化百姓。遇到官司，不用差役去逮人，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碰到属于宗族内部争讼的，他会请族长先去治办；属于乡里争讼的，则靠乡里德高望重的乡贤去治办，或让原被告双方到县衙来，他亲自作调解。显然，陆稼书践行“无讼”理念，直到今天仍有值得赞赏和仿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