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

我最初读《红楼梦》是在1964年读高二时。之前，我个子很矮，全班同学都叫我“矮子”。这一年突然蹿高，个子在全班男生中排前十位，座位也从原来的第一排调到倒数第二排。坐在我前排的女生F同学知道我喜欢读书写作，有时调侃我是“大作家”。一天，她问：“大作家，你《红楼梦》看过没？”“没啊，那是一部很伟大的小说，你有吗？”她说，家里有一部，一套三本，上中下。我顿时激动了，渴望地说：“能借给我读吗？”

她故意卖关子，笑而不答。第二天，她一进课堂见到我，就打开书包，把用报纸裹着的三本书递给我：“喏，给你带来了。”

三本书像三块厚厚的砖，我打开报纸，见封面已略显陈旧，暗红色的书名“红楼梦”三个字让我很激动，“谢谢，谢谢。”我一遍遍地说着。她笑说：“客气啥？只是千万不要弄丢了。”她说，这套书是她家里的收藏，一般不借给别人。

我点头，真诚地向她保证：“放心，我一定不会弄丢。”我记不清那是谁家的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作家出版社？那时我已知道有李希凡和蓝翎两位年轻人批判俞平伯等学者研究《红楼梦》的观点。

初读《红楼梦》，我像书中人物刘姥姥进大观园，许多描写和场景万花筒一般让我眼花缭乱，特别是一些隐喻，我那时还看不懂。我差不多花了一个多礼拜，读了一遍之后又回过头去重读部分章节，有意犹未尽之感。

当时，我们班有一个“浪花”文学社，不定期出版手抄的《浪花》“刊物”，我是主编。一次活动中，我不经意地流露了我在读《红楼梦》，一个J姓同学知道后，紧盯着我说他也想看。J同学是寄宿生，与我关系一直不错，他平时有书也借我看，比如他新买的秦牧散文集《花城》等。回绝他，我似乎拉不下面皮。我把这套《红楼梦》悄悄借给他，再三叮嘱：“千万不能弄丢啊！”他笑笑，拍了胸脯让我放心。

谁知一周后，他尴尬地告诉我，把书弄丢了。他把书放在宿舍里，第二天发现少了《红楼梦》的下册。“哪能办？”他告诉我这个消息时，面孔涨得通红。我被这事搅得很气恼，F同学横关照竖关照，不要弄丢，结果还是丢了。我没好气地冲着J同学：“哪能办？只有赔给人家。”J同学很无奈地摊了摊手：“也只有这样了。”

找一套同样版本的《红楼梦》谈何容易。我心里比J更焦急，四处寻找，终于在福州路旧书店找到一套同一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出版时间比F同学的那套略晚，开本略大，成色略新。我和J同学商量之后，决定买下。两人又一起从浦东摆渡过黄浦江，全程步行至福州路旧书店。买下后，我心想，把这套归还给F同学，应该没什么问题。谁知道J同学只把后买的那套《红楼梦》下册连同原来的上中两册归还给F同学。我当时一愣，三本书版本大小不一，看上去总有点不伦不类，心里为F同学不平，责怪J同学心眼小。归还时，我注视着F同学的表情，我想她如果计较版本不一样的话，我再发表意见。谁知道F同学坦气，一点也不计较，说：“谁也不想把书丢了，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找到了第三本，补全了，也蛮辛苦的。”

1965年，我们高中毕业，班里同学天南地北各奔东西。2025年春天，一个甲子以后的一次老同学聚会，我与F同学见面，重叙此事，F同学说我记性好。我说，一部《红楼梦》，伴我大半生，第一次读她的日子，我忘不了。

我自己拥有一套《红楼梦》，是在1973年，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重印的四卷本，价格是3元7角，是我在工厂做工一个月收入的十分之一。

那些年，出版界并不景气。《红楼梦》能得以重印，是因为毛泽东说了几句话，诸如“《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出版界贯彻领袖“最高指示”，搭了顺风车。但当时我能买到，也是找了关系，费了几番周折的。

之后，我还购入当年内部发行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辨》，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等。戴敦邦绘画的彩印豪华版《红楼梦》我也有收藏。但我翻阅最多的还是1972年重印的这套《红楼梦》。这套书，我常置案头，伴随了我五十多年，反复阅读，常读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