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

历史上有一些清官，清正廉明，造福一方，去职之时，老百姓感恩戴德、为其树碑立传。

清初，嘉定就有这么一个受人尊敬的县令余敏，去职之后，王泰际、沈荃、许自俊、汪价4人，不约而同撰写纪念他在嘉定行政的文章，分别是：《余侯建堂记》《（邑侯余敏）南城讲院记》《余侯（敏）院去思碑记》《送余逊庵大尹归武林序》。

那么，余敏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官呢？

《嘉定县志》记，余敏，字惟一，号逊庵，顺天宛平籍，仁和人。余敏是随清军南下，以军功授浙江象山丞的，后迁升为京卫参军，再后来“升疁令”，时间是在康熙三年（1664）五月，到康熙八年（1669）二月去职，他在嘉定担任县令一共6年。6年时间，他所做的事，才是民众纪念他的原因。

我们知道，1645年的“嘉定三屠”，对嘉定人来说，是一道尚未痊愈的特大伤疤。

嘉定三屠（漫画）

从1645年起到1664年，19年中，嘉定先后来了13位县令，时间长的二三年，短的只有一年甚至几个月，特别是余敏来嘉定之前的1659、1660、1661、1662年，走马灯似的换了张令仪、吕奇龄、潘师质、王相如4位县令。清初，统治者认为天下已定，处处以征服者的姿态高调登场，以“武健为能”，耀武扬威，对其摊派、税收等政策，要求顺民无条件服从。

余敏上任之时，嘉定的景象是：饿殍遍野、人心惶惶，“民皆皮尽毛落”。明代，江南士绅们的税钱赋粮拖欠累年是习以为常的事。但到了清初，逋赋行为却导致“奏销案”的发生。清初，政府财政拮据，军饷告急。从顺治十七年（1660）开始，清廷以抗粮不纳为由，打击税收方面享有一定特权的江南士大夫。在“奏销案”中，嘉定县有1000多名绅衿牵涉其中。县衙门也于顺治三年（1646）被入城劫狱的大盗王招等“燎原一炬”，焚烧了堂廨府库，十多位县令多次动议兴建，终因财力问题不果。

余敏上任的第二年即康熙四年（1665），嘉定发生大饥荒，余敏一面设厂煮粥，赈灾救饿，“存活不下数万人”，一面恳请上级主管部门向中央政府汇报实情，免除了嘉定历年拖欠的十万多两地丁银。他兴修水利，疏通蕰藻浜、顾浦河、练祁河。有暴徒铤而走险，“为暴乡里”，余敏则抓了它的头领，“置之法，四境翕然。”余敏“除奸剔虫，逮寡恤鳏”，保一方平安的一系列举措，使嘉定的社会治理呈现“无莠民”“无饿人”“无逃丁绝户”“四民大和，庶务具理”的太平景象，“秀者登于朝，朴者娱于野，惰者沐其心，黠者革其面。”

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余敏修学宫兴学设教；修城垣以御寇患；修祠庙尊重传统；拔孤寒救济贫苦；讲乡约教化民众。他办事果断干练，“岁造战船，不敛民间一钱，日设烽堠，不取民间一笠。”受到民众尊敬。民众看到政府的办公场所（听政之堂）“上雨旁风”，实在太破烂太不像样，劝说该建新的了。但余敏说，楼堂馆所“役巨费烦，民贫岁歉，郑重未许。”一些绅衿表态愿意出钱出力，余敏这才同意兴建，并带头捐出俸禄。康熙六年（1667）6月开工，9月就告成。有川堂、廊房、狱库。在今塔城路北，普通小学东的“南城讲院”也就是六德书院的堂额上，余敏挂了大大的“亲民”二字。他礼敬士大夫，与士子座谈讲学的过程中，大力倡导“天理人心”。

清康熙初年，知县余敏在东城二图建六德书院，又名南城讲院，后改作二黄先生祠。位置就在今塔城路普通小学大操场东南隅。

1667年，余敏的母亲罹病去世，按礼制，必须去职丁忧，但嘉定民众奔走游说于府衙，余敏得以留在嘉定任上守制。

1669年，江南发生挪用公币案，数十位官员被免职，余敏也在名单中。2月，余杭人赵昕来嘉定上任，余敏去职，“一时人情惶骇，如失乳之婴儿。”上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簇拥他进入讲院，感涕呼号，颂扬他的恩德，大家提议，把讲院作为永久纪念余敏的场所，并且强烈要求余敏“且得著为疁籍”，即像宋代嘉定建县时第一任县令高衍孙一样，恳请他在嘉定住下来、留下来，成为嘉定人，“俾我子孙世世相亲附也。”

此后，余敏就一直留在嘉定，“与邑之大夫士往来晨夕，其为里党族属庆吊问遗，无不通也；其为宾朋燕饗樽俎献酬，无不与也；其为春社冬蜡迎时饯岁，无不集也；其为月地花阶联吟飞斚，无不同也。里有善事公必为之奖成，里有争端公必为之调解，里有祸患公必为之营救。”诗酒集会、和睦相亲、嘘寒问暖、迎时送节、围观下棋、喝茶听书、提篮买菜……人们忘记了他是曾经的县令，他成了一个嘉定人，他就是街巷里的一个普通的、和善的、不怒自威的“爷叔”。直到1682年，江南挪用公币案案情大白，余敏得到平反，行将还公职，携家眷归武林（杭州，因灵隐、天竺等处的武林山，别称武林），于是，汪价写了一篇《送余逊庵大尹归武林序》。

余敏离开嘉定的那天，亲朋好友、街巷邻居们纷纷携樽酒来到他的住所，争相献酒为他送行，大家眼睛里都含着泪花，“相与泫然，而不能饮也。”后来，有位老先生捋了捋胡子说，大家听我一言，嘉定与武林一衣带水，来往也很方便，又不是秦山与楚水相隔那么遥远，来来来，大家不要那么悲伤！来来来，大家高兴喝了这杯吧！然后大家就吟唱诗经里的《九罭》：“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

把您的礼服保留好啊，我的老爷您别走，不要让我悲伤啊！

那个年代，很多官员离任的时候，常常是满城的百姓围聚到衙门前，笑骂掷瓦抛石，甚至扔臭鸡蛋，欢呼庆祝。果然，新来的老爷赵昕，有“赵令昕贪”之说，也有“伸手包龙图”之号，他以修浏河的名义，“单骑督工，催粮孔迫，朝至河干，夕坐堂上，晨夜靡间，民遮道，劳苦之。”按照旧例，新官到任，生员要进见。自奏销案后，嘉定考生不过2名，故此前的奏销诸生照旧例一体相待、一视同仁，仍称生员。但赵昕到任后，先见现考生，次见奏销生。季考时，还出了一道怪题“斯民也”3字，“你们这群人呀……”刻薄至极，污辱奏销生的人格。《广阳杂记》记载，当年他离开嘉定时，“疁人争拾瓦碟击之”。甚至有人假装为他送行搬运行李，乘机“没其余资”。他贪黩所得的赃物载回家乡后，为乡人夺去，并焚烧了他的家，赵昕气得发疯而死。

为余敏树碑立传的王泰际、沈荃、许自俊、汪价，都是清初的名人。华亭（松江）人沈荃与余敏的长兄余缙是同榜进士，为朋友说说好话，或许存在某些个人情份。但王泰际就不同了。

王泰际

王泰际(研存)是1643年进士，告假回乡省亲，次年，明朝灭亡，人称“贞宪先生”。他是参加过抵抗运动，目睹了“嘉定三屠”惨状的。他与黄淳耀是同榜进士，兵乱后回马陆家乡，“闭户著书，足迹不入城市，拒见官长”，冠婚丧祭等场合，始终以明朝的深衣幅巾行礼，终身称“前进士”。“嘉定三屠”后，他不与新政权合作，选择了一条沉默之路。正因为如此，余敏这位新朝的地方官，能得到王泰际这位明朝遗老的发自内心的夸赞，说明余敏确实是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好官。

余敏去职后，嘉定出现了一本《余邑侯惠政录》的小册子，详细记录了余敏在嘉定的24条惠政，作者为陆坦。陆坦是明末崇祯年间的举人，雅尚风节，朝廷选派他当江西南丰的知县，还未赴任，即遭国变。清朝建立后，陆坦与父亲隐居农村，以占卜算命谋生，最后因贫穷饿死，也是明朝遗老。这本小册子，由曾任麻城县令、巡按云南的进士赵洪范作序。

陆坦

余敏在嘉定，正处于由乱到治的时期，加上他是军人出身，由征伐立功得到的提拔，所以，行政过程中，肯定采取过极端的措施，文献资料也就有了不同的记载。一百多年后的程庭鹭（1796-1858）在《涂松遗献录》记：“余令敏酷甚于贪，赵令昕贪甚于酷。当时余令征粮少一钱，责一板至三板，无不流血。岁除岁朝，追比尤急。”

“敏”是他的讳名。讳名是后辈为尊者、亲者、贤者讳，不直呼其名，而又高度概括他生前的德行的做法。“敏”是褒扬他生前机灵迅速、动作麻利。生前，他叫余惟一，人称逊庵先生，但更多的人尊称他“逊庵大尹”——也就像现在我们所说的“逊庵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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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逊庵余公尹我邑，以调元赞化之才小试百里，执巨憝而歼之，是以无莠民。遇大杀而厂之，是以无饿人。胪积逋而益之至十万有奇，是以无逃丁绝户。治毁于盗，城躏于兵，圣宫戕于风雨，公竭厥力，鸠工庀财以新之，是以无颓垣败宇。公之视其邑如比闾也，视其民如婴孺也，视其邑之大夫士如主伯亚旅聚处一家也。膏泽沦儒，政教翔洽，邑人士辄相祝曰：“安得公之长宰吾邑，以怙冒我，不然，且得著为疁籍，如宋之高公者，宅厥井里，俾我子孙世世相亲附也。”

——摘自《送余逊庵大尹归武林序》(汪价)

作者：友文
编辑：徐宇、吴垠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