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

据市疫情防控心理咨询平台接线员反映，最近的热线接听量明显增加。来电者中，有医护人员、正在酒店隔离的人员，也有普通的白领、学生……新冠疫情发生一年多，对大部分人来说相当于经历了一次“心理教育”。

小张所在的公司出于安全考虑，让所有员工居家办公。可小张的担心并不在于居家办公，“我担心公司会裁员。大家居家办公，会让公司意识到维持运作并不需要这么多人”。也有人对居家办公叫好。“终于不用每天挤公交上下班，可以在办公时间一伸手就够到床了！”然而，时间一长，这种状况又会让人受不了。

居家环境和正式工作环境下，人的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办公桌就在床头，做完一个活儿，躺到床上玩会儿手机，刷一下抖音，不知不觉，三个小时过去。起身叫个外卖，边吃边看剧，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刚开始，有人会很依赖这种舒适的感觉，可一旦这种状态成为常态，就会让人焦虑。”长宁区精卫中心的援鄂心理医生顾俊杰说，有的来电者甚至已进入白天和黑夜颠倒模式。有一次，他在凌晨两点钟接到咨询电话，对方称刚忙完一份计划书，却感到心里很慌：“这种状态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杨浦区精卫中心开设的心理热线，疫情后变成面向全国的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在最近接听的案例中，亲子关系和夫妻矛盾的个案最为突出。

小艾是一名社区医生，从去年到现在，每到假期就赶上疫情防控加班，已经很久没带孩子出去玩了。这个暑假，她早早向单位请好假，准备一家三口去云南旅游。两个星期前，她沮丧地回去销假：“行程取消了……”而比起自己的失望，更让人难受的是孩子的失望。

“在这一系列不可控事件面前，父母作为大人具有一定的应对和调节能力，但是孩子没有。”负责热线工作的杨浦区精卫中心医务社工邹坤良说，很多时候往往是孩子的焦虑加剧了父母的焦虑，而这关键是亲子间如何沟通。

年轻小伙阿乐这段时间经历戏剧性的一幕。“去国外工作是我等了很久的机会，这次正好有个工程，我鼓足勇气去了。”没想到刚到当地，就开始发烧、拉肚子，项目一天都没参与。后来，当地暴发疫情，同行的人全部回来，通过机场直接转运到隔离点。

在隔离点，阿乐接受多次核酸检测，虽然每次都是阴性，但他依然深度怀疑自己染病。“我一到当地就发烧了，到现在还在拉肚子。”他认为是核酸检测没有测清楚，隔三差五打到热线来求助。热线心理医生告诉他，拉肚子等症状，可能是一种心理问题的躯体化现象。“身体没有问题，但怀疑自己有病的焦虑情绪通过躯体表现出来了。”阿乐的焦虑不仅源于对病毒的恐惧，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失去工作机会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这一阶段的公众焦虑和去年是不一样的。”杨浦区精卫中心的公卫医师胡嘉说，去年疫情刚暴发时，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自己会不会感染，每天盯着病例数、死亡数，焦虑来源于对病毒的恐惧。而这一波疫情下的焦虑则源于一种“失控感”——想做的事情不能做，计划内的一切变得不确定，一下子对生活失去掌控力。此时，人们更希望改变当下状态，更关注未来生活如何继续。